“盲井”凶案不仅仅是人性之恶

所谓“盲井式犯罪”，指的是“将人骗至煤矿干活，在煤井下将人杀死，然后伪造成事故、冒充死者亲属向煤矿骗抚恤金”，这么一个犯罪手法，并不复杂，但简单的文字描述已经反映出这一手法的残忍。这一犯罪手法得名于2003年出品的专门描写“杀人伪造矿难”的知名电影《盲井》，取材自上世纪90年代的真实新闻。类似手法的案子在当时有很多，如1998年徐州市公安机关侦破的震惊全国的“8.25”特大系列杀人案。有60余人的该团伙，从1995年到案发，先后在江苏徐州、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辽宁省等地疯狂作案，共杀死100余人，骗取煤矿的抚恤金200余万元。这类案件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或是由于2005、2006两个“矿难年”之后赔偿标准的大幅提升和对生产事故的严厉问责，到了2007年，这类案件又呈多发之势。

“盲井式犯罪”的目的当然是为了钱，根据近年的生产事故赔偿计算标准，死者的赔偿金可以达到60万左右，这对犯罪分子拥有巨大吸引力。但不可能因为有这种犯罪手法而削减赔偿金，那是因噎废食。在不少人看来，问题关键在于矿难事故上报制度不完善，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如法学专家江国华所说，“发生一起上报一起， 每一起都必须在检察机关监督下，通过侦查确定其原因，形成安监、检察、纪委同时介入监督的机制。”

不过这样未必能解决问题。，导致案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事故“死亡指标”，逼得企业为了达标拼命瞒报，用私了的方式“息事宁人”，对犯罪分子反而成了“激励”。

即便从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严格执法，一时减少了煤炭领域的“盲井式犯罪”，但是却无法根治。其实，“盲井式犯罪”之所以引发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其犯罪的场景、手法很容易让人形成鲜明的联想并感到恐惧，本质上还是属于“杀人骗保、骗赔偿”这个大类。随着各类福利保障、抚恤金、保险等的完善，人命已经“越来越贵”，“盲井式犯罪”可能会变得更加多元化。

“盲井式犯罪”的作案者，主体是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人说，中国农村的问题，根子都是贫穷问题，如果不是对财富有巨大的需求，不会冒着被法律制裁的危险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必须厘清的是，贫困不是犯罪理由，世上穷人很多，有多少人犯罪？但毋庸讳言，嗜赌容易成为犯罪诱因，不幸童年加上被疏于管教容易走入歧途，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当事人就很可能走上违法犯罪之路。所谓的犯罪模式，即便不是“盲井式犯罪”，也可能是其他犯罪。

像昨日被曝光的这个有40余人涉案的云南石笋村，虽然是省扶贫办确定的贫困乡镇，但真正让部分村民走向犯罪的，是赌博。据重庆晨报报道，当地知情人表示主犯艾汪全“输的钱，最少都有上百万”，赌输后便进入“恶性循环”，借高利贷。为尽快还上高额赌债，艾汪全等人就开始利用曾在煤矿干过的经验，做起了杀人骗赔偿的勾当。艾汪全等人在当地风评非常差，“被抓的这些人基本都是不务正业的，不少人都是在外面吃喝嫖赌。”

石笋村肯定有很多未曾犯案的好人，他们同样贫穷，但他们不会去赌博，更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反过来说，给艾汪全等人一大笔钱，也很可能会因贪婪、欲望而堕落，同样走向杀人骗财的不归路。

解决贫穷问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一个地方的环境和习气，但“人性之恶”有很多成因，贪婪、懒惰等只是其中的几种。

电影《盲井》中，有好几个场景试图传达两个杀人犯是如何看待自己恶行的：比如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贪官贪几百万被抓的时候，会说“崩了他一点都没问题”、“跟自己村支书一样贪”，言下之意是自己杀了人只骗取几万元就不算什么；两个杀人犯会提起自己是为了儿子、媳妇，支持儿子念书、家人的生活，然后就能发现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当他们打算把王宝强扮演的16岁男孩弄死骗取赔偿时，会“按规矩”安排送行饭、送行酒，甚至找来妓女给男孩“开荤”，以此让杀人行为显得不那么伤天害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道德标尺出现了偏差。按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的研究，作恶者会想方设法“屏蔽自己的道德”，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当他们犯下恶行时，起实质作用的是心里的恶念，如《盲井》中一位犯罪者唐朝阳说的“我管他大人小孩儿呢，能挣钱就中”“谁挡我的财路，我就收拾他”，但这时候他已经不会觉得自己做得有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骇人、非常伤天害理的恶行，他们自己已经完全无所谓。当一个人被“人性之恶”支配的时候，填补他的欲望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了。

恶性案件归咎于人性之恶，无助于反思。良好的制度环境与运作状态，应当有能力让即便“人性本恶”也无肆虐的机会。矿难回到安全生产事故的既定处理逻辑中，没有瞒报、不想瞒报、不必瞒报、不敢瞒报，公开的矿难遇难者信息，透明的处理和善后机制，法治化的赔偿抚恤程序，或可让邪恶的心思无机可趁。

责任编辑: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