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4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不过，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50%;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
“史上最严交规”入驾考之后，各地普遍反映驾考变难了，通过率屡创新低，这应该是个正常现象，表明严格考试程序，增加考试难度，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要知道，少一个“水货”司机通过驾考，也许就意味着信号灯前就少了一个交通违规者，公共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然而，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大城市，除了学车价格“水涨船高”，用“驾考红包”，砸开“最难驾考”之门，已成为一种潜规则。
严格了驾考制度，却没有相关的监管措施跟进，自然有人会钻制度空子，拿“驾考红包”打通环节，让“最难驾考”变成“最易驾考”。在驾校与驾考结成“利益联盟”之后，驾考有多难，“浑水”就有多深。
殊不知，通过“驾考红包”拿到驾照，对自己和公共安全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关系你们可能有很多，但是命只有一条。”一位驾校教练的忠告，并非是危言耸听。然而，有关部门对驾校和驾考的监管形同虚设，却寄望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责任倒查”。问题是，“责任倒查”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很不合理。其一，驾校和教练员的权利仅限于教育培训，考试是否通过，不由驾校和教练员说了算，决定权在考官。其二，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与驾校和教练员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联系。特别是，责任和权力是相对应的，驾考的生杀大权掌握在交管部门手中，出了问题仅倒查驾校和教练员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平。
因此，“驾考腐败”透支公共安全，这显然值得各地反思。首先，监管责任，应跑在交通事故的前面，实行关口前移，通过对培训、考试环节的事前监管，严把驾驶员“出口关”。比如，严守“考试”环节，坚决杜绝不学无术的学员，拿“驾考红包”和金钱蒙混过关，确保驾驶员技术水平，将交通事故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应从整体制度关照入手，加强各个环节的改革，使整套制度科学化、常态化。特别是，驾考应引入司法监督机制，确保驾考制度法治化、公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