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车贵、约车难，这是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截至2014年末，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一万元，“上市驾校”毛利率普遍超过50%;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考官违规收受的“驾考红包”达到千万元之巨。
“上市驾校”毛利率高达6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今年年初以来，不少地方的驾校报价均有一定涨幅。
“去年暑假咨询时还不到4000元，年底报名时却发现又涨了快1000元，只好赶紧报名。”北京市民周先生说。
在上海，与2011年年初相比，多家大型驾校的普通C1照学车费，已从每人不足4000元涨至今年春节后的一万元左右。在上海规模较大的巴士驾校的多处报名点，销售人员表示，目前参加普通C1照“快速VIP班”的学费为每人12500元。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环卫驾校销售人员则表示，目前学车“起步价”为每人9000元，且不含考前模拟和补考费。一些驾校宣称，由于近年驾考通过率明显降低，学员学时拉长从而导致运营成本上升，“春节后部分驾校就调了价，现在报名至少要排队4个月”。
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部分中小城市的驾校培训费也均有上涨。如今，学费已涨至每人3300元。连连上涨的学车费，让不少消费者感叹“学车贵”。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A股已有多家从事驾培行业的上市公司或拟上市驾校，其毛利率均超过50%。以位于北京地区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为例，该公司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显示，2013年营业收入达9.62亿元，毛利率为63%。位于安徽芜湖的上市公司亚夏汽车则披露，2013年其驾培业务毛利率为51%，驾培行业在交通运输业中堪称暴利。
服务“价高质低”暗藏腐败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居民学车费连年上涨背后，是种种乱象屡禁不止乃至腐败问题。
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窝案”为例，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就查明，2008年至2012年前，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被查后合计上缴“红包”2100多万元，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红包行情”：桩考100元、路考300元等等。
湛江市纪委办案人员透露，收受“红包”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抬高报价或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考完试就把钱放在考官车内等。“驾校充当了中间人角色，学员—驾校—车管所串起了驾考系统的腐败链。”
而北京、上海等地多名驾校学员反映，在暴涨的学费之外，驾校学车还有诸多隐性费用。“不给好处，就会在报名之后迟迟不笔试、笔试之后迟迟不上车、上车之后迟迟不路考。”安徽芜湖公交驾校一名学员告诉记者，驾校一直以“考位不足”为由拖延考试时间。无奈之下，他在准考证到期前，千方百计“托人”才终于能参加考试。
此外，近年来，各地严控驾校数量，学车排队现象加剧，驾校企业频现协会定价、大企业议价等“集体加价”风波。2013年年初新交规实施后，北京、上海多地驾校集体上调价格，一些地方驾校一月内涨幅超过1000元，理由同样是“考试难了，通过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驾校改革或兼顾“自学自考”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014年表示，将推动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有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社会学车需求快速增长，由于驾校“行政审批制”重牌照发放轻事后监管，驾校的驾考教学质量和容量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个别地方审批环节的垄断，导致区域驾培行业远远供不应求，由此滋生出涨价和多种腐败空间。”施莉珏说。
近年来，已有湖北省咸宁市车辆管理所、安徽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广东湛江市车辆管理所等地监管部门负责人因“驾考腐败”落马。法律人士表示，在新一轮驾考改革中，事前审批亟须走向事后监管，才能维护消费者权益，消除寻租和垄断行为。
近日，四川、广东深圳等地打破了驾校对驾考的专营权，开始试点学员自主预约考试。一些消费者也呼吁，驾校改革中可逐步兼顾居民的“自学自考”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