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候鸟们暑假进城看望父母 大人太忙无奈二次留守
匆匆小过客们的特别暑假
每年暑假，武汉都会迎来许多特殊“小过客”，他们从全国各地而来，为的是和父母短暂相聚;他们像候鸟一样迁徙，满怀着思念，从农村来到城市开始暑期“新生活”。其实这“新生活”不过是可以早晚见到爸妈的“二次留守”。
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他们过得好吗?一周来，记者兵分两路，走近“小候鸟”，倾听他们的故事……
阳台上的“留守”暑假
天气预报当天的最高温度是37℃，下午，我来到位于江夏庙山新村的小爽家里。
面前的小爽是个腼腆的男孩，高高瘦瘦，可能是不熟和戒备，他话语很少，几乎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回答也只是简单的几个字。
小爽的家租住在庙山新村一栋私房的顶楼，烈日炙烤，顶楼闷热似蒸笼。屋里很简单，四面就是简单刷了一道灰的水泥墙壁，破旧的桌子，一台简易小风扇，周围零散地堆着些杂物和衣服。
小爽的父母长年打工早出晚归，没有时间陪儿子。刚读完四年级的小爽每天只能在家做暑假作业，看电视，更多的时候，他喜欢一个人到阳台上玩耍。这里比房间宽敞，偶尔还有一丝风。
这个不足1米宽的阳台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对于小爽来说，却是他最好的乐园了。他说：“常常一个人在上面玩，看着爸妈回家的方向。”比起老家，他还是更喜欢武汉，“虽然这里热，这里房子比老家狭窄得多，这里没有许多小伙伴，但是爸爸妈妈在这里，就这一条理由超过所有。”
这是整个下午小爽说得最长的一句话，记者不由得泛起一阵心酸。
菜摊上的“留守”暑假
遇到小聪纯属意外。上午11点，我到汉口球场街有个采访，经过解放南路菜场时，顺便想进去买点吃的。经过一处肉摊时，我被摊内一个大眼睛男孩吸引住。男孩八九岁，正拿着手机打游戏，周围的一切喧嚣似乎都与他无关。我在摊前停下脚步：“这个孩子是我要找的留守儿童吗?”我正想着，孩子抬头看了一眼，喊旁边的妈妈：“妈妈，过来一下。”
一个30多岁的女人过来招呼：“要什么肉”我说：“我先看看。”女人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我和孩子攀谈起来。
“打什么游戏啊？”
“保卫萝卜。”
“啊?我也喜欢玩这个游戏，你打到哪一关了?”
提到游戏，孩子兴奋起来，递过手机骄傲地给我看他的成绩，他的级别已经很高了，看得出他经常玩。
他告诉我他叫小聪，8岁，在模范路小学读书，马上就读4年级了。他的老家在江西，和其他的“小候鸟”相反，他是平时在武汉借读，每年暑假就回江西的外公外婆家。今年妈妈没让他回去，说是外公外婆年纪大了，照顾他太辛苦。
这个暑假他只能在出租屋睡觉，做作业，实在没地方玩，就到菜场帮爸妈守摊。如今，他也记得几种肉价了，妈妈忙不过来时，他偶尔也能帮一下忙。
“你会算价钱吗？”
“直接按秤就会显示价钱，不用算。”小聪一本正经地“教育”记者：“这你都不会呀?”
技师房里的“留守”暑假
一位从事足疗洗浴行业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有很多从农村来的留守孩子，妈妈平日忙着上班，只能把孩子放在技师房。看着孩子，感觉很孤单。“实际上来城市，是被‘二次留守’了。”朋友说。
上午，我来到位于武昌卓刀泉的大唐沐足店。在3楼10多平米的技师房里，除了休息的技师外，还有3个“小不点”：两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只有六七岁。
他们中最爱说话的孩子是个名叫夏梓乐的男孩，他自我介绍6岁半，读一年级，老家在孝感，爸妈打工没时间照顾他，就把他托付给在这里上班的小姨。
“我爷爷奶奶都是62岁，奶奶瞎了，爷爷不识字。”小家伙主动介绍起家里情况。
他说，以前每年暑假在家，他只能看电视、和小朋友出去玩，没人管。爸妈一年只回去一次，想妈妈的时候就只能打电话。“我打电话爷爷奶奶不高兴，觉得我要告状，不让我打。” 夏梓乐不失时机地向我“告状”，把里面其他人都逗乐了。
另一个男孩叫思宇，6岁，随州人。小男孩明显不适应有这么多陌生人的环境，一言不发，无论我问什么，他都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思宇妈妈吴女士正好休息，她来武汉4年了，一直在做足浴技师，这是个没有休息日的行业。但每个月她都会抽时间回去看儿子。“总觉得亏欠儿子，这些年只顾挣钱顾不上他。” 吴女士说，所以孩子很胆小，见了生人连话都不敢说。
暑假了，她把孩子接来城里，本想抽空好好陪孩子，可是工作太忙了，思宇爸爸也没时间，把孩子放在出租屋又担心安全问题，只能上班带着。这里有同事帮忙照看，还有空调不会受热。“虽然工作很忙，只能让他们自己在边上玩，但好歹也算在眼前，能多看看他们也是好的。”她说。
3个孩子都很懂事，不乱跑，大多时候，他们每人拿着个手机，坐在一边安静地打游戏，打烦了，就看电视。
工棚里的“留守”暑假
一次偶然的采访机会，我认识了汉口惠济路一处工地的负责人，闲聊中，得知他们工地上有一个特殊的“小候鸟”。
他叫涵涵(化名)，只有五岁半，妈妈去年8月份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一个月前，他便来到武汉，跟着爸爸在工地上生活，住工棚，吃食堂，晚上父子俩挤睡在一张杂乱的单人床上。
涵涵的爸爸姓胡，麻城人，40多岁。胡师傅人蛮老实，但提起家事，每次都不愿多说。今天中午，当我和同事冒着大太阳，大汗淋漓地提着一个大西瓜出现在工棚宿舍门口时，胡师傅终于不再那么抗拒了。
到底是孩子，涵涵在宿舍里跳上跳下，吃饭吃到一半，突然拉了拉爸爸的衣角，指着自己的牙齿：“爸爸，爸爸，牙齿好疼……”胡师傅赶紧放下饭碗，从床下抽出一块硬纸板，为涵涵扇风：“乖，扇扇就不疼了，谁叫你不听话老吃糖……”
因为工作太忙，回来累得倒头就睡，没有时间陪孩子坐地铁、去游乐场，最奢侈的就是逛逛旁边的解放公园。所以爸爸要上班的时候，涵涵都在垒了围墙的生活区玩，围墙外面还有什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爸爸让他不要乱跑，围墙之内才安全。即便一天内的多数时间他都没有爸爸陪，但一想到过几天就要上学，要被送回老家，他就不高兴了，吵着“我不要回去，我要跟爸爸在一起”。
带着个孩子在工地生活，总归是很辛苦的，比不得其他没有牵绊的工友，比如自己再累也要照顾孩子，再想节约也要每天给孩子一块钱零花钱买糖。但比起涵涵要妈妈时，这些苦都不算什么了。胡师傅说：“他知道妈妈不会再来看他了，他常自己在嘴里念叨‘我妈妈死了’……”
对于一个五岁半的孩子来说，死，是什么概念，也许他并不清楚，但他知道，这是他第一个没有妈妈陪的暑假。
这些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的“小候鸟”，在城市停留的脚步或许短暂，但却是跟城市脉搏一起跳动的存在。关于“小候鸟”的各种问题和生存状况，亟需社会各界给予更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