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常被认为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但是我国在这块缺口大，许多患者因等不到捐赠源而失去性命。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因而来自于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以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在此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朱列玉对此做出提案，他建议将器官捐献与驾照申领“关联”。
在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建议，实行申领驾照过程中登记器官捐献意愿。他说，我国每年有约10万人因交通事故遇难，而遇难者中很大一部分是驾驶员，若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关联，会减少大量器官资源的浪费。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2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器官移植行政管理体制落后是制约捐献的原因。未来3到5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担心取消死囚器官使用会损害移植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建立一个符合社会伦理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推动器官移植合法透明。
广东上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使用死囚器官是在没有建立公民自愿捐献体系之前的权宜之计，不符合医学伦理，也违背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医学精神，这是饮鸩止渴。他提出要推动建立合法透明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目前，全国共有2万人在排队等待器官，器官供需比并没有1：30那么夸张。
近年，广东的器官捐献案例、数量都逐年增加，去年大幅提高到246例，累计已经成功完成捐献570多例，居全国首位。而在移植等待者方面，数据显示，现有在国家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中等待进行肝肾移植的人数约有2万-3万人。因允许患者多中心等待，该总数存在重复。其中，广东作为全国最主要器官移植发生地，等待肝、肾移植的患者上万人。
昨日，南都联合大粤网就“你是否赞成申领驾照中引入登记器官捐献意愿?”进行问卷调查，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近1700名网友投票，78.2%的参与者选择“不赞成”。投反对票的赵女士说“自己正在学开车，以后拿到驾照直接问你愿不愿意捐赠器官，总觉得‘膈应’，不吉利。”
器官捐献应特别注重自愿
朱列玉代表此次提交的建议，并非是首次将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驾照申领进行关联。2011年，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明确表示，在当年年内能够实现，申领驾照时公民可表达是否愿意进行器官捐献。
事件虽引发广泛讨论、热议，最终却并未如期实行。具体原因主要是基于医学伦理方面的考虑。不少医学伦理专家说，此举最大伦理困境在于医院在抢救表达捐献意愿人的救治过程和结果容易受质疑。“救下来了还好，如救不下来，患方家属、社会舆论会认为医生的救治不得力，因为器官作为稀缺资源，医院一方面是器官捐献者的救助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可通过器官获取相关利益(虽然同样也是在救人)的获利方。”有医学伦理专家表示，目前在医疗环境较差、社会诚信度较低的情况下，医生在抢救后如患者死亡，容易被质疑抢救不力。
该不愿具名专家说，我国器官短缺问题十分严峻，但如何有效推动需审慎考量、妥善进行。器官捐献涉及极为重要的伦理问题。传统观念讲究身体完整地入土为安，否则就是对死者不尊重，家属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因此，器官捐献应特别注重自愿，应把自愿作为铁律。
器官移植需要公平分配机制
省红十字会一位专家也表示，此举虽然看起来是与驾照“捆绑”，但实际与国际接轨。在一些发达国家，领驾照签署器官捐献意愿书已经形成制度化安排，如美国，驾照同时还是器官捐献卡，驾照正面是开车人的姓名、性别、身高、出生日期及住址等信息，背面则是一份器官捐献同意书— 如果发生死亡，本人将捐出遗体(器官)。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专门法，来确定捐献者权利、义务以及相应法律责任，仅有一个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并未涉及捐献体系如何建立、操作等具体事项。医学专家表示，器官捐献涉及器官分配、使用，需要审慎对待，以公开透明做到公平分配，合理使用。即使自愿捐献者多，但仍不可能完全满足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这就需要公平分配机制。应当避免的是，捐献的器官成为牟利“资源”，不仅亵渎捐献者人道主义精神，而且严重挫伤人们自愿捐献器官的积极性。目前，我国没有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应通过立法保障器官捐献事业的稳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