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22日官方网站公布了一份《致歉信》称，对于在近日该院老师刘伶利“因患癌症被开除”一事中，博文学院未掌握真实情况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向刘伶利及其家人公开道歉。
对于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的公开道歉，我想，最合适的回应应当是：如果道歉有用，要法律干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相关人员不止一次地违反了法律，也不止一次地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开除患癌症的女教师，这是对《劳动合同法》的无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这仅仅是一起民事纠纷。但在法院已经做出判决之后，学校方面依然拒不执行，法院判决沦为一张废纸，那么学校方面的行为就是对国家司法权力、法律尊严的公然践踏。
对于这样的违法行为，对于这种践踏法律尊严的举动，当事学院针对病逝老师家属，一纸轻飘飘的《致歉信》远远不够。
这一事件照出劳动者权利的脆弱，也照出面对权利保障困境时法律的孱弱。而透过这一事件，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法律本应为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安全感，本应为民众消除对于未来孤苦无依的恐惧，但很遗憾的是，孱弱的法律似乎并不能承担起这一职责。这才是这一事件的公共性之所在，也才是公众对这一事件的真正关切所在。
在这一事件中，最值得追问的，以及最令我们困惑与惊惧的，恐怕是法院做出判决，但被告方拒不履行法律判决之后，法律似乎就无能为力了，似乎就没有办法来保障自己的判决得到执行。有人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但在我看来，法律要摆脱形同虚设的命运，首先当是解决司法判决的执行问题。如果司法判决尚且无法执行，司法机关尚且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尊严，何谈法律的真正效力，公民的权利与尊严又将何处安放？
当事学院虽然已经做出公开道歉，但这绝非法治的胜利，而是舆论的胜利，而舆论的胜利背后，实际上是官场逻辑与商业逻辑。而且，即便是这样一份迫于舆论压力炮制出来的道歉，也充满着敷衍塞责与漫不经心。
公众需要的不是道歉，而是实实在在的法治。再有诚意的道歉也不过是一份迟到的补偿，更何况这样一份推卸责任的道歉。即便退一步说，《道歉信》满足了教师家属希望得到的一个“说法”，但于公众的追问与关切呢？这一事件已然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成为一起事关司法权力运用、司法尊严维系以及社会安全感建构的公共事件，公众有权利知道，为什么法院在做出判决之后，相关责任人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而得不到惩治；公众有权利了解，司法权力如何保障司法机关的判决得到执行。
迟来的道歉与补偿提供不了公众亟须的安全感，纾解不了公众透过这一事件感受到的不确定性危机。安全感终究还是要靠法治来提供，要靠法律的落实与执行来保障。所以，对这一事件，相关学校的道歉与声明实际上是其中较不重要的一个部分，真正需要为之做出解释与声明的，应当是办理这一诉讼案件的司法与执法机关。
不要再用“执行难”来搪塞公众的追问，无论法律制定得多么好看，无论公民权利界定得多么完整，解决不了最后一环的执行问题，再好看的法律，再动听的权利，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需要的是对法律实打实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