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生病，整个儿科停诊，因为南京一家医院只有1名儿科医生。
停诊限诊，是医患供需不平衡长期积累导致的最坏结果。大多数时候，患儿和家属们遇到的是“小医院几乎没有儿科医生，拥进大医院却又一号难求”，有的疾病排几天队也看不到希望。
每千名儿童只分到0.43名医生、一个专家号被炒到上千元，儿童承载祖国的希望，儿科诊疗容量却远远跟不上需求。
急诊量连年增加，儿医总数逐年下降
儿科，因常年面对儿童甚至是不会说话的婴儿，而被称作“哑科”，但这个“哑科”近期却格外引关注。
2015年12月14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岭南医院对外声明，由于急诊儿科医生人手不足，医院暂停急诊儿科服务，仅收治危重症患儿。随后，南京一家医院曝出，因唯一的儿科医生生病，停诊数月。
《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人下降到10万人，平均每1000名儿童只有0.43名儿科医生。
大儿科主任、广东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王波介绍，省内一些专科医院儿科医生流失率达三成，“排班都难以排下来。”
据广东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测算，“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预测2016年至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每年将多出生15万人至18万人，而省内注册儿科医生总共仅有8200人，缺口巨大。
医生有苦衷：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
长期高压、高强度、超负荷急诊工作，使儿科医生身心也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在冬春季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期和夏秋季消化系统疾病高发期，各大医院极易患儿扎堆，门诊和病房随处可见“吊瓶森林”。儿科缺人，儿童医院急诊科更缺人，医院有时只能抽调住院部的医生来支援。尴尬“救援”的背后，是儿科“患多医少”的窘境，儿医超负荷工作的无奈。
儿科医生风险高。由于患儿处于生长发育期，病情瞬息万变，医生们必须保持高度的精神紧张。加之大多数家庭一家只有一个宝贝孩子，面对病情，家属因为心情急切而对医生的指责、辱骂就成了常事。
部分综合医院儿科业务收入明显低于其他科室，医护人员配置等人力资源成本却普遍高于其他临床科室等因素，导致儿科日益沦落为医院的“边缘科室”。专家说，儿科医生收入不足医生平均收入的一半，相应的社会地位也有较大差距。“在以药养医体制下，儿科是收入最低的科室之一。儿童用药剂量少，按照疗程，10个至15个孩子的用药量，才相当于1个成人的用药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育处处长秦鉴说。
社会对儿科的重视程度和认知逐步下降。王波等业内人士分析，儿科医生培养周期需要11~12年，现在缺口应是10年前的问题。1998年教育部招生目录取消了儿科专业设置，而近年来儿科降分录取等因素，使得儿科专业被认为“低人一等”。
专家称：营造儿科“强势专科”价值回归氛围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儿科如何回归价值、服务社会成为公众共同的关注，专家建议，从人才培养、福利保障、完善社保网络等方面加强。
四川省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刘文英建议，在医学院校中恢复儿科专业，同时加大对儿科医生的规范化培养，增加儿科医生的待遇、理顺发展机制，让更多人愿意投身儿科。
“儿科需要价值回归。”王波说，应加强对社会的引导，让儿科岗位更有“价值感”。倡导本身愿意从事儿科医学的人，坚持梦想方向，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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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医生为何如此紧缺？原因比较复杂，杜院长归纳了以下几方面：
1、突如其来的放开全面二孩政策，让儿科医生变得更为紧缺；现在女医生占比在逐年上升，这里面有些已怀上二孩，孕期、哺乳期不能做夜班；
随着全面二孩的放开，越来越多的早产儿、先天性缺陷儿即将出生，这也意味着NICU的医护人员的工作会更繁重。最近两个多月，浙大儿院的NICU的床位已由原来的40余张增至60余张。
2、分级诊疗制度还未完全到位，儿科工作强度大，要求医生的身体素质要跟上；
3、儿童病情变化非常快，问诊要格外的仔细，且儿童配合程度不高，同样的诊疗、检查、护理工作，单位时间能接待的小患者数要比成人少很多；
4、本科阶段医学生学习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时才会细分为儿科等专业(除某些医学院校如重庆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在本科保留了儿科方向)。毕业生就业模式改变后，儿科报考率也相对较低，而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儿科医生，需要至少10年时间；
5、儿科医生的收入也要比其他科室的低。儿童看病大多以呼吸道疾病为主，而且用药用量也都要有所控制。
“医院收入中财政拨款占比不到10%，医院收入低意味着医生收入低。”在杜立中教授看来，提高儿科医生的劳务收入,提高儿科医生的职业尊严，是目前能快速缓解儿科医生紧缺的最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