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微信公开课PRO一度刷爆朋友圈，随后“打开2016微信公开课PRO版链接会被盗取支付宝账号”的信息被疯狂转发，几个小时之后，微信官方团队出面辟谣。各类社交平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和联络亲友，但时常出现的谣言也干扰着人们对事实的了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390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5%的受访者坦言看到让人震惊、吸人眼球的消息时，第一反应是想办法确认消息的可信度。53.2%的受访者认为不动脑子就转发刷屏是幼稚的表现，但是，仅22.9%的受访者看到社交平台上亲友熟人发的不实消息时会主动去辟谣。
看到轰动消息，50.5%受访者会先想办法确认消息可信度
说到转发谣言，90后陈潇潇坦承，她通常也是“参与者”之一。“对于那些令人惊讶的，甚至关乎到人身安全的消息，我都是看到即转。我觉得，消息一旦是真的，让更多的人知道会免去他们受伤害，若是假的，也无大碍”。
杜一然（化名）直言，面对转发量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她通常都会先仔细看一番，辨别是真是假。“如今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分。如果是假的，还帮着转发，自己也会成为不负责任的传谣者”。
看到让人震惊、吸人眼球的消息时，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什么？调查显示，50.5%的受访者会首先想办法确认消息的可信度；25.0%的受访者看罢置之不理，认为自己了解即可；18.5%的受访者会直接转发，让更多人看到；6.0%的受访者说不好。
“谣言散播的这么快，与人们不假思索、人云亦云的状态有很大关系。”杜一然认为，其实许多谣言稍加思考就会不攻自破。
陈鹏是北京某高校心理学研究生，他认为，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量越大，人们用在每条信息上的时间和精力较以前越低。“人们由以前的研读切换成当下的‘浏览式’摄取信息，留给每条消息的思考时间就少了。当然，很多人在潜意识里也不愿意再去思考了，这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一种浮躁心态”。
如何看待朋友圈里那些不辨真伪就刷屏的人？调查结果显示，53.2%的受访者认为这种“不动脑子就转发”的做法很幼稚；28.8%的受访者感觉转发者可怜，“又一个上当受骗的”；24.4%的受访者认为转发者是热心的表现，“太想让周围人尽早知晓”；23.5%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做法可恼，“见着坏消息就信”；19.8%的受访者直言这个做法可恨，“围观不怕事大”；7.9%的受访者认为转发者是装傻，“传谣是不负责任的”。
陈鹏认为，谣言之所以容易引起人们的频繁转发，是因为谣言通常带有恐惧性或者可能性小的特点。“具体来说，‘可能性’，数学上有个概念叫‘信息熵’，是用来度量信息的，描述了信息的不确定性。如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越小，其熵越高，信息价值就越大。而人们通常对偏离固有概率的信息更为关注，这也是好奇心的一种反映”。
53.6%受访者认为应追究“谣言首发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看到社交平台上亲友熟人发的不实消息，多少人会主动去辟谣？调查显示，40.3%的受访者看情况而定；30.4%的受访者会质疑一下，给转发者提个醒；仅22.9%的受访者几乎每次都会站出来辟谣；6.3%的受访者直言不会。
陈潇潇表示，朋友圈都是熟人，发现了对方传播的观点消息不实时，通常不好意思戳穿。“换位思考，如果我转发这类消息时有人这么做，我会觉得没面子。这就像是当众驳了人家的面子，让对方尴尬，我也难为情”。
陈鹏坦言，微信朋友圈谣言较其他社交平台难治理，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相互相识。“相互相识不仅会使一方碍于情面不好戳破，另外，获得集体认同感的需求也更强烈，同样会让一部分人不去澄明真相”。
调查显示，53.6%的受访者认为追究“谣言首发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可很大程度上改善现状；49.4%的受访者建议建立高效的社交媒体事实审核机制；46.8%的受访者呼吁用户别轻信，遇事多求证。受访者的其他建议还有：公号、“大V”发言要带头负责（27.1%）；传谣者与造谣者同罪（23.2%）；无需措施，朋友圈具备“自清”能力（8.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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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治理微信朋友圈的谣言
“我和微信的2015”，让数以亿计的用户被一条谣言，嵌在了“我和微信的2016”的记忆当中。人们在微信圈里通过一条链接，欢乐地刷着这一年发了多少微信、收到多少红包，回忆第一个好友是谁的时候，一条谣言顺势介入——微信链接有病毒、木马，点击之后微信账号及支付宝账号就会被盗取。
现在，谁都不知道谁是最初在朋友圈某个角落“扇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也很难确认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在不到2个小时，这条谣言迅速核变，掀翻了整个微信朋友圈。数百万用户连忙提现，或解绑微信中的银行账号，早在2014年就被微信“熔断”了的支付宝，躺那么远，也被中枪。恐慌蔓延之际，微信以“自净”的功能形式开始辟谣，支付宝被动跟进。传谣、辟谣，如同一场拉锯战，但微信链接以及账号接口，还是被踩踏的人群双双挤挂。大半个互联网金融圈，被朋友圈拉进了谣言引发的震荡之中。在谣言消散的时候，获知消息的网友，几乎没人再敢点击最初的链接。谣言无需成本，而用户对于平台的信用成本、平台遭遇损失的成本，却在这场蝴蝶效应中严重受损。
微信是朋友圈这条谣言最大的受害者。它表明，平台对于谣言的“自净功能”力度是相当有限的，它根本就无法驾驭自己拉起来的这个几亿用户场子的信息控制，反而自己成为受害者。所以微信声明，将通过法律手段追究造谣者的责任，绝不姑息。如果说微信的受害多少还有着对于自家场子里谣言监管与处理的不善与无奈、有着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的味道，那么，支付宝在这场谣言中的损失则完全属于躺着中枪，他们连找个发泄的地方都没有。这在两家平台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责任的分辨上，显得更为敏感。事实上，在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中，被谣言反复躺枪的企业，这些年比比皆是。据公开的报道称，仅2015年，微信朋友圈谣言的举报处理总量就达到了2100多万起，包括了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条谣言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当你打开朋友圈，你与微信谣言的故事就发生了。
2016年微信圈第一场最大的谣言，是以反噬的方式呈现给微信本身的。一部分舆论将其归咎于用户的辨识能力，这等同于要求几亿用户都具备火眼金睛和金刚不坏之身，这种本末倒置的责任主体错位，是无益于推动这个场子的净化的。朋友圈信奉的是宁可信其有、无知者无罪，所以包括传谣者在内，其实都是受害者。而现在的问题是，在诈骗四伏、造谣者乘机介入并且一旦浑水摸鱼成功，几近零成本的情况下，脆弱的朋友圈，其实已经成为山坡上一群裸奔的羊，它将不停地重复着狼来了的故事。
技术是无罪的，但技术上片面追求用户体量、忽视漏洞防止和规则控制的创新，却是带着“原罪”的。这一点，平台的自净功能与法治监管体制，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否则，要么被故事玩完，要么玩出难以收场的故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