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0日，时隔37年后，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是继1978年后首次召开最高规格的城市会议，在外界眼中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究竟是场什么样的会议？中央为何37年后重启城市工作会？这次会议将给超过一半国人生活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
这会不寻常——37年“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顾名思义是布局城市发展的顶层设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记者梳理会议历史发现，除上世纪60和70年代开过中央层面的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外，如此高规格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还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
记者从权威专家处获悉，此次会议最初基于重点关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但几经酝酿最终上升为对城市发展的一次全方位部署，其内容与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都息息相关。
要说这会的意义，历史纵轴上几次标志性会议就能看出。
早在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中共面临着管理城市的重任。当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描绘出了新中国的蓝图。
20世纪60年代初，为加强对城市的集中统一管理和解决当时城市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1962年9月和196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说，这两次城市工作会主要是明确对城市的基本认识。当时有声音认为，城市是消费型的城市，农村是生产型的农村，这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会议明确了城市定位，并强调城市工业要做好对农村的支持。
1978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
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恰逢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开始进入依照城市规划进行建设的科学轨道，城市建设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石楠说，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城市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说白了，就是为什么要花钱建设城市。
1978年之后，就没有召开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为啥现在开－－城市社会的大势所趋
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在“十三五”开局之际召开，正如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组数字见证了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从1.7亿人增至7.5亿人；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3个。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城镇化率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超过50％就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城市病：雾霾污染、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城市“摊大饼”、文化缺失……这些问题不断警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做好城市工作。
石楠说，消除城市病，靠现在的管理条条框框难以解决，必须有一种顶层设计，需要一把进入城市社会、能解决城市矛盾的钥匙，也因此有必要重启最高规格的城市工作会议。
这会说了啥－－为城市把脉治病开药方
今天的中国，大半人口生活在城市里。每天从一睁眼，生活用水、处理垃圾、公交出行、上学看病……我们的生活与城市管理和服务时刻发生着交集。未来的生活，也会因这次会议的部署而改变。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加速变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时代，城市问题几乎是人类面临所有问题的聚集点。”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说。
为城市把脉，开出药方，引导城市更健康成长，正是此次会议的核心内容，指出了城市发展的方向。
——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
——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城市建设要以自然为美，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
——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
……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之城。对一个国家而言，理想的城市，在于用什么样的理念去经营。正如会议强调，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城市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市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正如会议所描绘，“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安全网新闻加点料：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与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有何异同?
两次会议最大的区别在于文件内容的组织方式，但是这更多的是理念上的变化。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两次会议的差异并不不多。抛开细节上的表述不同，我们认为13年城镇化工作会议和15年城市工作会议的主要差异有两点：
第一，13年城镇化工作会议大篇幅论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而15年城市工作会议只字未提资金问题。13年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将“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作为六大任务之一，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等。而在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对于资金保障问题只字未提。
细看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资金相关措施，不难发现在最近两年中大多已经得到了落实，且阶段性扩大财政赤字提供了进一步资金保障，因此目前资金问题已经不是重点，这可能是15年不再提资金保障的原因。
第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13年会议的城镇化强调“水平复制”，而15年的城镇化强调“垂直升级”。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仅提到一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而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两次提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要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加强城市地下和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
可以明显发现，13年会议中对基建的重点是放在了中西部地区，其实质是城镇化的“水平复制”，即东部城镇化向中西部扩展;15年会议的基建则更强调对原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升级，东部城市仍然需要进行升级版的基础设施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