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山西陶寺考古文化进展 专家称遗址应系“尧都”
当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联合主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暨《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出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专家和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指出，陶寺遗址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王国阶段的代表性遗址。但他同时认为，还有很多问题，比如陶寺文化的源头、灭亡的原因等，尚待进一步研究。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说。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下一步，在做好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完善遗址保护展示研究功能，并且探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繁荣，让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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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月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12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