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不是通讯工具那么简单了，一旦手机丢失，很难找回来，但每个丢失者都有种期待，期待有人跟自己联系，西安的张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然而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手机，不情愿地付出了1800元感谢费。到底怎么回事呢?
西安市民张女士乘出租车下车回到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小心丢失，而捡到手机的人向她索要2000元的感谢费。通过4天讨价还价，她给对方付了1800元后才拿回手机。
男子提出“给钱后还手机”失主担心其收钱后反悔
8月21日凌晨1时许，张女士乘出租车在三桥附近下车，到家后发现手机不见了，她急忙用丈夫的手机拨打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拨打了几次后，一男子接了电话，称他捡到了手机，并表示如果想拿回手机的话，要给他2000元“好处费”。张女士觉得太贵，对方便挂断电话。随后，张女士上网将手机进行了锁定。
第二天中午，该男子给张女士的丈夫发来短信，提出如果给他2000元，他愿意将手机归还。
随后，两人互加了QQ，从两人的QQ聊天记录可以看到，捡手机男子索要2000元，而张女士愿意给1500元，同时两人对交接方式分歧较大。捡手机男子称，他担心见面交接张女士会找人打他，因此提出先给其汇钱或以发红包的方式先给钱，然后他将手机放在一个地方让张女士去取，而张女士担心先给钱对方反悔。
捡手机男子还提出，他先把手机卖到一个地方，然后让张女士再过去买回来，但这个提议也被张女士拒绝了。
捡手机男子曾发QQ日志纠结该不该还失主
在两人沟通期间，捡手机男子曾表示要将手机卖了，由于手机被锁定无法使用，还曾经向张女士索要手机密码。
8月22日晚，该男子在自己的QQ日志上发表了一篇日志：“捡了个六(iPhone 6 手机)是还给主人还是卖了，纠结啊，有偿给这手机主人怕她找麻烦，还是卖了吧。”而这篇日志的两条评论均表示不要还给失主，并提议卖掉或刷机自己用。最终通过几番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一致：张女士给1800元，捡手机男子把手机送到张女士单位，双方当面交接。该男子反复强调见面时不要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8月25日下午，捡手机男子来到张女士的单位，张女士和一名男同事和对方见面，见面时张女士再次提出希望能少点钱，但对方不愿意，因此双方发生几句争吵。该男子转身离开时，被张女士的同事拉住并称要报警，该男子随即表示如果报警他就当场砸烂手机。无奈之下，张女士给了对方1800元拿回了手机。
张女士说，捡手机男子拿到钱后还发微信让她下次小心点，别再把手机丢了。该男子20多岁，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律师观点
拒不归还且索要钱财涉侵占他人财物
对这件事，律师们是怎么看的呢?陕西岚光律师事务所首钢云律师表示，捡到手机拒不归还并向失主索要钱财的行为属于侵占他人财物，按照法律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捡手机的人以手机中的个人隐私进行要挟，就属于敲诈勒索。
陕西保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宋伟称，如果捡到手机的人故意砸烂失主的手机则属于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对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小、情节较轻的属一般违法行为，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拘役或罚款的处罚，并赔偿受害人损失。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小学一年级的课本，“拾金不昧”伴随我们成长。但现实社会里，拾金不昧越显珍贵，从主动提出感谢费到主动索要感谢费，从拾金不昧到拾金索偿，之间的距离，也许不仅是道德与法律的距离，也许紧靠道德与法律也难以遏制这种奇葩现象，需要的是更多的社会反思!
佰佰延伸阅读：
拾金索偿,别乱扣敲诈帽子
绵竹的哥付世贵这几天算是在当地出租车界出名了，而他本人却很委屈。日前，他为了还乘客遗落在车上的一个包，先后跑了3趟车，因此收了对方65元的车费。很快，该事件在网络发酵，绵竹当地一微信公众号就发了一篇以《网爆：绵竹一出租车司机涉嫌敲诈乘客！行为太恶劣！》为题的报道（9月2日《华西都市报》）。
根据刑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在这一事件中，的哥只是希望对方弥补自己为还包付出的损失，并不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同时，也没有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因此其行为并不属于敲诈。
拾金不昧是美德的体现，合理索偿则是法定的权利。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民法通则也规定了，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就本案而言，的哥付先生主动寻找失主，为了还包先后空载跑了3趟车，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电话费、误工费应该得到一定补偿。
诚然，我国历来都有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但捡东西归还失主却并非“予人玫瑰，手留余香”那么简单。拾得人在保管和归还遗失物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支付一些经济成本。一些失主认为自己拿回丢失物品天经地义，无须支付任何费用，这很容易挫伤了人们拾金不昧的积极性。
拾金不昧和拾金索偿并不矛盾。“见钱不眼开”并不意味着“谈钱伤感情”。要求每个拾金不昧的个体都要不计成本地去做好事，这是一种道德绑架，对于弘扬传统美德、维护失主权益并无益处。保障拾得人合理补偿的法定权利，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可以起到减少非法隐匿的作用，会使更多失主的财物失而复得。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所言，“只有寻找道德和法律的契合点，让拾金不昧这种社会意识从孩提时代扎根，成为人们必备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
《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贡赎人”和“子路受牛”两个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国外赎回了一个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回国后不去国库报销赎金，受到了孔子的批评。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收下了对方为感谢而送的一头牛。孔子听说后很高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自损财物帮助别人固然高尚，但也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行善成本，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好人好报的道德榜样更接地气，让人们觉得可亲可近可学。
德国民法典规定，在遗失物价值不低于100马克时，有权获得报酬。近年来，如何对拾金不昧的行为进行物质奖励也引起国内法学界的广泛讨论。或许，拾金索酬入法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应该保障合理范围内的拾金索酬权利，更不能乱扣“敲诈”的帽子，让拾金不昧者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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