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改判无罪 正义为何迟到这么久？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目前，聂树斌的母亲张焕纸已拿到了期盼了21年的无罪判决书。

二十一年前被执行枪决的聂树斌应该想不到，他的案子在21年后，会拖成了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块“活化石”。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聂案也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无法绕过的一个“结”。这21年来，培根的一句名言经由公共媒体的反复传播而广为人知：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几乎每一宗错案的平冤，每一次正义的迟到，都会有人把这句名言再度重述。

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鹿泉县人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同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2005年，聂树斌被执行枪决10年后，疑似真凶王书金出现，舆论哗然。

司法公正是个最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领域。对每一宗个案来说，公正没有99%，只有0%或100%。聂树斌案亦是如此，要么聂是真凶，要么他是冤案苦主。这中间，没有模糊地带。

支撑舆论21年对聂案坚持不懈围观的，是另一句法谚：“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我们只是没有想到，正义在这条路上走了21年。

对聂案来说，这条路走得崎岖而坎坷。

11年前，疑似真凶王书金出现，一时舆论哗然。而就在聂案的平冤曙光初现之时，“自我纠错之难”如一大块乌云，又将这片曙光层层包裹，无声无息。

乌云之下，是社会各界、法律人、媒体等持续的关注和喊话。坚持就是力量。2014年，最高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案。异地复查的技术性处理，终令聂案得以推进。饶是如此，也是用尽了依刑事诉讼法所有可以延长的复查期限。

2016年6月6日，最高法决定依法再审聂树斌案。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依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6个月。再审聂案，也到了该出结果的时刻。

结局并不难猜，半年前，山东高级法院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剧透”，复查结论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证据不充分，已不能定案；再叠加证据不确实，聂树斌的清白已然浮现。

中国在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中，由于法治松弛腐败严重，制造和积累了大量冤假错案。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就是其中比较恶劣和特殊的两起冤案。说它们特殊，是因为它们有个“真凶”在事后落网，并承认自己才是这两起案件中的凶犯，从而引起舆论关注。如果没有这个特殊因素，估计现在也湮没于历史陈迹。然而，即使有这个因素，河北高院在2013年9月对“真凶”的审判还是裁定此“真凶”非聂树斌案真凶。由此可见在这起案件中的阻力有多大。

这些年来，不断在媒体上“霸屏”的聂案，也激励了众多错案的平冤昭雪。舆论仍在期盼着，聂案也能写入平冤纠错的名单之中。在此之前，法律上我们仍不能称聂树斌就是冤案苦主。

当局现在倡依法治国，言法治，不过，百姓看多了权力腐败和胡乱办案，要让他们相信领导人能够扭转乾坤，国家真正要实行依法治国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对依法治国最好的启蒙和宣传，就是对积累的冤假错案，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冤案和错案，来一次认真的梳理和平反，这比任何说教都管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从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入手，让人们看到领导人真心要改革了，这个“天”要变了，不再是文革的“天”了。行动胜于语言，对依法治国，也理当如此。

不管舆论如何笃信聂案之冤，这个年代久远的司法之“结”，终归要司法系统自己来解。聂树斌案的标杆意义，已深深嵌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之中。

聂树斌案虽然平反了，但是应该看到，这起案件平反的原因是偶然的，是王书金这个“真凶”或者“疑似真凶”落网、招供，并进入舆论视野后才成为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而无论是此案“真凶落网”还是其他案件“死者复活”，都是小概率的事件。然而，刑事错案的纠正不能依赖“偶然”。要明确推翻有罪生效裁判的证据标准。从“有错才纠”走向“有疑即纠”。

因此，防范冤假错案，重在激活监督，在责任追究方面也要“权责统一”明晰错案责任，对冤假错案的追责,要公开透明,主动回应社会关注。

聂树斌死的时候是21岁，为他平冤用了21年。生21年，冤21年。两个21年，整整两代人的鸿沟。

跨越鸿沟，需要有错必纠的勇气，需要有责必追的果敢。也唯有一个更公正、更文明、更权威的法治社会，才能不辜负每位蒙冤者、每个围观群众以及每一个公民。

责任编辑: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