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 警察执法需规范

当事民警存在过错已无疑义，争论只在于性质是执法不规范还是违法。当事民警已被停职，宝安公安分局局长也已向两位当事人和社会道歉。但就在公众热议警察执法乱象的时候，微博上个别认证的警察个人账号发表惊人之论，说“警察依法盘查你怎么了？你以为你是谁？”，进一步激化了警民冲突。

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离不开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可和维护。但个别警察以为执法可以有瑕疵，但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则是对法治的误读。

法治社会有两句准则：“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前一句是对公民说的，只要法律不禁止，公民就有行为自由。比如法律并没有规定逛街必须带身份证，所以这次事件中的两位女生并无过错。后一句是对公权力和执法者说的，任何一位执法者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事。比如法律授权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但同时要求必须符合特定条件，所以警察不能随心所欲地查验身份证。

执法者切不可把自己等同于法律，把所有公民等同于犯罪嫌疑人。然而现实中，个别警察习惯了家长作风，如本应该主动出示证件，但有些警察非但不主动出示，遇到对方要求出示证件，反而认为对方刁难自己，因而产生敌意。

深圳这位警察之所以引起公愤，是因为其粗鲁言语在执法者身份陪衬下备显错位。个别警察认为公众小题大做，是因他们已经习惯了粗糙的执法方式。陈某在事后还解释说，自己是把两个女孩当孩子对待，“老百姓误解我在耍权威，但我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耍权威。”即使我们相信他会以如此过分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一位警察也没有权力把公民当孩子来恐吓训斥，他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流程和方式。

有的警察一被质疑就会说“我不是在服务，我是在执法”。但执法者并不比其他公民高一等，执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不是侵犯公民权利。还有警察习惯于抱怨“工作又苦又累还没人理解”，首先要承认警力不足这一客观情况，但试图以粗暴执法赢得公众的理解可谓缘木求鱼。

如果一个社会，警察执法总体来看是规范化的，对民众而言，好处自不待言：由于警方的行为，始终处在预期内，警权可受到限制，民众可免于恐惧。

但这只是好处的一面。另一面，对警队自身，规范化执法同样利大于弊。就以这次“警察盘问两女孩”事件为例，最终落得一个当事警察停职、局长道歉的局面，起因仅仅是因为执法过程中很寻常的身份核验问题。

关于警方执法时，要不要出示警官证，可不可以查你身份证，这其实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甚至很多专业人士认为，“穿着制式警服不用出示警官证”。比如微博上一个检察官认为，着装即代表赋权，如果纠缠于此，警察自然会认为你在挑衅。

这一问题，没有争议。具体的法律条款这里就不列了，明确告诉大家几个结论：1、公民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义务；2、警方查验公民身份证，需要有特殊的情境。在街上逛街的两个女孩，不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3、警方除了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或处置重大、紧急警情这种情况，都应主动出示证件。

有人说，不要装，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示了证件，你就能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面存在的误区，正是规范化执法的意义：警方主动出示证件，体现的是程序价值，而非实体价值，是表现一种双方均存在制衡对方的权力。

为什么公安部三番五次地强调一定要规范化执法？因为公安部也想保护自己的警察。规范化执法对警队最大的好处是，只要你按照规范来，就可以免责。在某些事件中，本身不存在任何利益问题，规范化执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另外，长期不规范执法，会使得一些警察动作变形严重，其行为甚至超过“不规范”之范畴，有涉嫌违法犯罪之风险。

可以发现，最近这几年，每当警民对立事件发生后，警队内部怨言载道，直言警察不好做。这些不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抱怨警员不足，工作压力太大；第二，感慨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威。

上述第二点，很难得到警队之外群体的认同，甚至可以说背后有极大的认知撕裂。警察如果缺少执法权威，首先是因为执法公信力的丧失。像不佩戴执法记录仪、随意搜查盘问、暴力逼供、超期羁押等不规范执法行为，都在一次次重创公信力。而规范化执法，是执法公信力重建之根本。

国内警察常常羡慕美国警察的威权，尤其是“敢于开枪”。且不说这根本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也建立在美国民间有几亿把枪支，两国警察执法时面对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的基础上。况且，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有非常细致的执法规范和标准规程。举一个例子，美国警察拦截检查车辆时，应将拦截地点和被拦截车辆的车型、颜色和牌照号码告知指挥中心（登记备案制度），如果拦截发生在夜晚，警察必须使用交通警示灯和探照灯，并且探照灯应当对准嫌疑车辆的后视镜。

社会在变，警察自己的业务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世纪，美国大城市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移民使得城市人口空前膨胀，工业化又加大了贫富差距，因此才诞生了美国的现代警察制度。在彼时，警察的职能，最主要的就是维护治安，增加公众安全感。

但是，在1976年至1978年间，美国警察服务研究课题组（Police Service Study)在纽约州60个社区进行了调研，想看看平日里警察都在干什么。研究显示，警察的大部分时间是向公众提供服务。在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首要工作时，执法手段侧重于“有效”；在服务民众变成警察的首要工作后，执法手段自然应该转变成“亲民”。

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社会治安状况普遍不好时，在1983年至1987年间开展的严重践踏法治的“严打”，在当时都可被接受，这可就不是“执法不规范”的问题了，公安、检察、法院三家公然合体，“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1980年，公安部在杭州开了一个会，定调刑侦与基层工作分开，破案工作归刑侦部门，基础工作归派出所。这就意味着，作为国家暴力的末梢，基层派出所主要是作为国家权力与社区对接的组织，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服务社区居民。但由于“严打”来临，这一方针发生根本逆转，基层派出所也完全参与到“打击犯罪”中。

“严打”这种所谓“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让基层派出所也广泛参与到“打击犯罪”中去，模糊了定位

这一政策的贻害，正在逐渐显露出来。派出所多和社区居民接触，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但警察的执法态度，已经很难再扭转。虽然在04年，公安部再一次提出，中国治安政策要从“国家中心”向“社区中心”转变，“民警应通过各种途径多参与社区事务”。但结果是，对于服务居民的日常性工作（如自行车、手机被偷），警队的兴趣并不大；在日常执法活动中，也更愿意彰显自己是“暴力机器”这一面。

所以，尽早规范化执法，打造“服务型警察”，对公众对警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原本舒适的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舒适。同时，在各类公职中，警察是与公众接触最密切、最能让公众感受法治进程的职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警方的执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这是外部环境在逼着进步。

责任编辑: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