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们信息泄露凸显信息保护困境

从不时接到的推销电话，到网站精准投放的定向广告，再到层数不穷的各式诈骗，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在当今已无需多言。个人信息本身即是资源，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即能吸引资本、创造利润，因此经营者对于个人信息的利用推陈出新，乃至呈现罔顾权利、野蛮生长的混乱局面。为解决在个人信息管理使用上的问题，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引入了两个新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试图斩断以个人信息买卖、窃取等为核心的非法利益链条。但是，由于商业活动日益依赖于充足完备的用户信息储备，依赖于深度多元的市场信息发掘，在个人信息利用领域打擦边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个人信息的泄露与贩卖，已成了社会公害，而每一次媒体曝光此类案件，相关部门总会提醒个人要多加防范。但现实生活中，必须使用实名制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对信息填报详细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醒个人多加防范的作用极为有限，因为信息一旦出手，就不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事。也就是说，个人防范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小，因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也不可能单纯地为了防止信息泄露就拒绝这个信息时代。而李彦宏、马云、马化腾这些互联网“骨灰级”行家里手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私密信息在网上被曝光，恰恰说明了个人防范力不从心这个事实。

首先在于刑罚只是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当前的个人信息立法呈碎片化，对于没有严重到构成犯罪的泄露行为，只有《身份证法》等少数法律规定了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责任，难以实现法律责任的有效衔接。

同时，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物业管理、宾馆住宿服务、快递等诸多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收集和储存了大量个人信息。只要其中一环出现管理疏漏或工作人员出售、泄露，就会导致个人信息的非法流出。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不仅九龙治水，定位、权限更是不够明确。

此外，在打击相关违法犯罪过程中，执法机关往往只注重处理嫌疑人个体，而没有深挖到底，既没有牵出犯罪链条上的所有违法者，更没有对相关单位管理不善导致的渎职行为进行追究。不得不说，一些职能部门的信息管理失职行为是触目惊心的。2014年3月，一名程序员在公司派往某单位工作时，轻易获取了该单位掌握的15万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并将1万余条卖给他人。程序员最终被判刑，可该单位毫发无损，表现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虽然各界对于个人信息应法律保护已达成共识，但由于法律规范尚不充分，对于其内容、范围、方式等仍有分歧。为今之计，有必要改变立法的碎片化现象，制定系统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个人信息编织严密法网。首先，强化涉个人信息机构、组织的管理责任，对信息管理与保护制度制定国家强制标准，对信息获取、信息使用、信息回收各环节严格审核、工作留痕，让滥用职权者与渎职者同时承担法律后果。其次，应构建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在内的全方位法律责任体系，让泄露行为无论大小，都能得到相应惩罚。

责任编辑: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