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死辱母者”案为何点燃社会普遍愤怒？

近期，发生在山东的刺死辱母者事件刷屏各大媒体。据报道，2016年4月14日，因明间借贷纠纷，催债人当着女企业家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甚至脱下裤子用极端方式侮辱苏银霞(期间还有很多其他极端侮辱行为)。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最终导致11位催债人中1死3伤。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最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一次性将人性的黑暗、现实的窘迫和司法的不正当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实际上，于欢的悲剧，只是中国金融现状的缩影。在整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民间资金短缺，借钱需求旺盛——借贷行业，逆势繁荣，进入黄金时代。在高返佣制度的促使下，欠款人和催收者之间，矛盾急速加剧，针锋相对，暴力催债等问题出现，引发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招致民众不满。

于欢的故事，就如一面照妖镜，折射了一个残忍的金融现状：在金钱和暴利的背后，是一张张冷血而麻木的面孔。于欢的故事，有太多“燃点”在其中：包庇、勾结、冷血、屈辱和拼死一搏的怒吼。

民众的情绪，被搅动得黏稠难解：有些人痛骂警方的“不作为”，留下“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扬长而去;聊城区人民法院的微博下，数万条留言为于欢的“无期徒刑”判决抗议;而一些人也在孝道和法理之间，辗转难平。

而在“刺死辱母者”案件发生的聊城，同样借贷盛行。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民营企业由于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难度加大，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刘胜军说，企业通过高利贷融资，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借钱不行，但借了钱又因为利息太高，没能力偿还，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刘胜军说，因此，苏银霞除了选择高利贷，没有更好的办法。

企业不景气就还不起贷款，从银行也难以借出钱，只能转向民间借贷。现在一些民间借贷的月息是10%左右，企业没这么高的利润，更还不起钱，恶性循环，暴力催债也就找上门了。试想，如果于欢的母亲在资金紧张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能够顺利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款来，她绝对不可能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超高的成本从民间借钱。

为什么银行不肯放款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你的生意不能稳赚钱，银行不想借给你。贷款100万元给小民企和贷款一个亿给大国企，花费的成本是一样的，银行自然没有心思理会中小企业了。

于欢案中，最令人绝望的是，当流氓们围着苏银霞进行不可描述侮辱报警后，警察来到现场说：要债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撂下这句话之后就走了，以至于于欢的姑姑对警察说，你们要走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可警察依然绝然地要离开。当一个人失去可以托付的庇佑之后，心底的恐慌和绝望就会主宰者自己的灵魂。警察难道不担心渎职指控吗?因为这背后牵涉另外一个真相，他们是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不够?还是有意庇护?

20出头的儿子亲眼目睹了母亲遭受催债团伙的极端手段侮辱，先是努力隐忍。厂里员工报警找来警察，警察看到情景确实“冷眼旁观”无作为!儿子看警察走后，最后一丝希望都破灭了，最后走上了不归路，背后问题引人深思!

诚然于欢在混乱中持刀捅伤四名催债人员，致死一人，重伤两人，轻伤一人，从法律的角度来衡量肯定是犯罪了。但犯了罪是否要予以严惩却取决于法庭的裁定和量刑，而法院的此番判决无异于置大众的普世价值观于无物，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于情于理来说法律应该是保护人名群众的，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捍卫公平正义，公检法都有责在身。办案者也只有让民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经得起法治考验、时间检验。而该案引发舆情一边倒，说明公众从中感受出来的公平正义分量，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仍有不短的距离。

就此案而言，判决时如能给正常的人伦情理留下必要空间，能考虑到当面凌辱自己母亲导致的精神痛苦，那判决势必会被更多人认同。如今于欢已提出上诉，期待山东高院的判决能传递人伦情理的温度。

责任编辑:吴梦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