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现将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请即在党内组织传达，并登入各地党刊。在整风已经转入整改阶段的单位，可以经过党委批准，将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和原则，适当地在职工中进行传达，组织群众讨论争辩。各地党委应该对群众在鸣放争辩中提出的关于工资和福利问题的意见，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改进方案，并且及时报告中央，但是，不要草率从事。凡是属于全国性的问题，必须报告中央统一解决。凡是本地区、本单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必须事先拟好方案，经过群众充分地讨论和争辩，报告省市委批准后再办，切不可草率孤立地解决，以免造成被动。

附：周恩来同志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

第一部分　关于过去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的估计

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是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大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关系的重大问题。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就提出了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几年来，执行这个方针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较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当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的所有制没有基本改变以前，在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基础上，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全面地解决我国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是困难的。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在改变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我们便能够进一步提出从六亿人口出发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同时，我们在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上也已经取得了许多经验教训。这样，就使我们有了全面地总结和安排这些工作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这次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有利时机，加强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逐步地合理地解决目前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

八年来，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工作中也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必须进行全面分析，以便取得经验教训。现在我从三个方面来回顾一下八年来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

第一，从劳动就业方面看，随着生产的发展，基本上安置了失业人员，初步解决了城市就业问题;但是，对于劳动力的安排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未能更广泛地开展就业的门路。截至1956年末，全国机关、企业和事业共有职工××××万人，除了原有××××万人以外，八年来，我们解决了××××万人的就业问题，平均每年新增的就业人数×××多万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近400万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这是旧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而且决不可能办到的事。1956年年末，全国省辖市以上城市登记的失业和求职人员共约×××万人。其中，就业条件较好的占60%，约××万人，除有一部分是到达劳动年龄的青年而外，大部分是妇女，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尚未就业的仅有×万多人。根据典型调查，在失业和求职人员中，有94%的家庭成员中有人在业，只有6%的人，全家无一人在业。根据上海劳动局的调查材料，上海全家无一人在业的户数约占全市户数的千分之五。如按此比例推算，全国两千万户城市居民中，全家无一人在业的不过××万户左右。

我们在组织劳动就业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我们对于劳动力情况了解不够清楚，安排就业的工作缺乏计划性，有些不适宜或者不急需就业的人被安排了工作，但是，有些有就业条件、生活无法维持、迫切需要就业的人，反而未能及时给予安置。就业出路主要放在城市、机关、企业、事业，没有强调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以及从手工业、服务性行业、各种辅助性劳动等方面广开社会就业的门路。在编制定员的管理上，缺乏健全的制度，在用人方面，缺乏严格的控制。许多机关、企业、事业，除了客观原因(如“包下来”和安置转业军人)以外，常常不根据实际需要，盲目增添人员。特别是1956年新增的人员超过计划×××万人，因而造成相当严重的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目前我国工矿企业非生产人员一般地达到全员的20～30%，甚至还有达到40%以上的，这就不能不影响到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的提高。

第二，从工资方面看，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保证了职工生活的改善，对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部分职工工资有些偏高，工资制度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够。八年来，不仅工资水平提高了，职工生活改善了，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工资制度，建立了基本上符合社会主义按劳付酬原则的工资制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原定计划增长98.3%，预计增长128.3%;农业总产值原定计划增长23.3%，预计增长24.8%;全部工业劳动生产率预计提高61.1%，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原定计划提高64%，预计提高70%左右。在这种工农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都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原定计划增长33%，预计增长42.8%;实际平均工资预计增长30.8%，这是因为同时期生活费指数上升了9.2%，而去年增加工资多了一些，也影响了一部分物价的上涨。

到目前为止，除了老的大学教授、部分中学教员和邮电、银行、海员、官僚资本企业(如中纺系统)和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如上海电业)的老职工约数××万人的工资水平低于抗战前的工资水平以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原来的工资过高是不合理的)，绝大多数职工的工资水平都有相当的提高。1957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预计达到×××.×元(月平均××元)。如果按每个职工负担人口平均以四人计算，每人每月的生活费约××元多，这就保证了广大职工和他们的家属能够过着有吃有穿的生活。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消费资料的增长还比较慢的情况来看，几年来工资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

但是，工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主要表现在：

(一)部分职工的工资水平偏高。由于我们对城乡关系、新老职工关系和青年知识分子待遇的安排不够恰当，某些工资标准和工资制度的规定不够合理，因此，部分城乡结合部工作人员、部分低级工作人员、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徒的工资水平偏高了。全国这类职工将近××××万人，其中工资偏高的共约×××多万人。此外，由于计件、奖励、津贴、升级制度有些不够合理，一部分职工的收入也高了一些。合营企业中有一部分的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过高。如果将这些部分都计算在内，工资偏高的职工约为全部职工的四分之一，共约×××万人左右。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度工资的增长是不平衡的。1952年的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元。1953年提高到×××.×元，增加××.×元，增长11.2%。1954年提高到×××.×元，增加××.×元，增长4.6%。1955年提高到×××.×元，增加××.×元，增长3%。1956年提高到×××.×元，增加××.×元，增长14.3%。1957年提高到×××.×元，增加××.×元，增长4.3%。

从各年平均工资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1953年和1956年工资增长比较快，其他年度比较慢;而1955年工业部门的工资只增长了0.4%，基本建设部门还略有下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若干客观原因(如1953年全国工资分值平均上长4.1%)，而且，年度之间也不可能完全平衡，但是，年度之间，增长的幅度波动过大，对于国家财政的平衡，物资供应的平衡，物价的稳定，都是不利的。1956年的工资增加较多，是因为1956年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1955年农业丰收的基础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是跃进发展的一年;又因为1954年、1955年两年有些部门工资增长得少了一些。因此，1956年工资增长多一些，是必要的。但是，1956年对部分人员的工资标准规定得高了一些，升级面宽了一些，特别是新增职工人数过多，因而工资总额增长过多，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和市场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同时，又由于当年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灾害，许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减少，致使城乡结合部职工和农民的矛盾显得突出，影响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农业生产，受天时的影响极大，农民收入在年度之间是不够稳定的;我们在规定1956年工资改革方案的时候，对这一因素是缺乏充分考虑的。

(三)工资制度的改革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够。工资制度主要体现工人阶级内部的上下、新老、左右的关系，同时，也影响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内外关系。从1950年以来，我们进行过两三次比较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工资改革工作中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认真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分析地、有选择地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工资制度。目前，我国企业中实行的八级工资制，职务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奖励制度，大都是参照苏联的工资制度制定的，这对我国工资制度的改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国的工业情况复杂，各类企业之间技术水平悬殊很大，我们企业管理干部的技术业务水平和企业管理的水平又比较低，因此，在采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就不能硬性搬用，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做必要的修改，有些甚至不能采用。另一方面是，没有根据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批判地吸取中国旧有工资制度中有用的部分。例如，中国旧的学徒制度虽然有许多封建陋规是必须废除的，但是，其中也有好的经验，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改进，而我们却一概加以否定了。还有一方面是，在改进工资制度的时候，缺乏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我国地区辽阔、情况复杂的特点，许多地方性较大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中的职工如粗壮工、勤杂工，小学教员、乡干部等的工资标准，本来应该在中央统一规定的原则下，分别由地方制定，但是，我们却过分地强调了集中统一，忽视了因地制宜。

还有在工资工作中，过多地强调了物质鼓励作用，放松了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因而助长了职工群众中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平均主义思想的发展，这也是一个必须记取的严重的教训。

第三，从职工劳保福利方面看，为职工办了许多好事;但是，某些方面走得快了，某些项目办得多了，某些规定不切合实际和不够合理。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逐步实行了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举办了各种福利事业，改善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帮助广大劳动人民解除了在旧社会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的生、老、病、死、伤、残的困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预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支出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用共计××亿元，为工资总额的19.2%。其中包括：由企业支出的劳动保险金、医药卫生补助费，福利费、文教费和企业奖励基金中用于职工福利部分，如困难补助与一次性奖金;由国家预算支出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的公费医疗费、病床补助费、食堂和托儿所补助金、退休金、埋葬和抚恤费;同时也有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给职工的优惠待遇，如房租水电费减免、房租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煤贴、车船免票等。如果加上国家用于社会的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等经费中职工享受的部分，就达到工资总额的25%以上。当然，全国各地和不同企业的劳保福利费的多少是不平衡的。如以北京为例，1956年38个中央企业的附加工资和各项福利费支出，平均为工资总额的22.58%，个别企业如石景山发电厂竟达34.29%。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我们确实为广大职工办了许多必须办的好事，但是，主要缺点是走得快了一些，办得多了一些，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广大农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不相适应。解放以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和职工家属大量进城的现象虽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职工的某些福利待遇过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也助长了职工对国家的依赖心理，要求“一切由国家包下来”，而不能鼓励职工群众克勤克俭、互助友爱、依靠自己力量和集体力量克服困难的精神。在劳保福利工作上另一个严重的缺点是，项目混乱，有些制度不合理，管理不善，掌握偏松偏宽，因而造成苦乐不均和严重浪费的现象。公费医疗中的严重浪费可以充分说明这种情况。由于福利费使用不当，群众意见很多，特别是有些单位将福利费过多地用于领导干部，造成了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不良影响。但是，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对于职工生活中某些应该解决而又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关心不够的现象，也是必须注意纠正的。

总括起来看，八年来，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改变了旧中国高低悬殊、轻重倒置、极为混乱的工资制度，安排了××××万人的就业，基本上解决了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逐步地改善了广大职工的生活待遇，鼓舞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胜利地完成了国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些成绩是肯定的。不能因为目前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毛病，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改革，就认为过去的工作都错了。右派分子利用和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攻击党和政府对劳动工资工作的领导;否定劳动工资工作的成绩，说劳动工资工作搞得一团糟，污蔑解放以后工农生活水平下降了;攻击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挑拨工农关系等等。对于右派分子的这些造谣诽谤，我在今年六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批驳过了;在这次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还应该展开群众性的大争大辩，进一步加以批判和驳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工作中没有缺点和错误，相反，我们必须重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从历史的发展和主客观原因中分析和研究这些缺点和错误，取得真正的教训。应该说，在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方面的主要教训，是对于我国人口多、底子穷的情况了解不透;对于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体会不深。解放以来，我们着重地宣传了工业化的重要意义，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却宣传不够，因而影响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片面地重视工业，轻视农业，只愿意到城市工厂，不愿意深入农村山区的倾向。我们着重地宣传了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性，这是对的;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须通过实践，脑力劳动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道理却宣传不够，因而影响了不少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发生轻视体力劳动、脱离实际，片面地向往科学研究工作的倾向。我们着重地宣传了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改善职工生活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但是，对于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方针宣传的不够，对于我国原来城乡生活过分悬殊的状况应当逐渐缩小，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不应该比农民相差太多、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职工和学徒的生活水平不应该高于农民的道理宣传不够，因而影响了一部分职工甚至某些党员干部滋长追求物质享受和要求特殊待遇的倾向。我们必须吸取这些教训。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必须坚决克服上述各种倾向和错误，使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政策和制度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体现社会主义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

第二部分　关于今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全民性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指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是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

从六亿人口出发，就是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农民是人民中的最大多数。我国不仅农业落后，工业也很落后，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面貌，必须改造落后的农业，要改造落后的农业，又必须首先大力发展工业。这是因为有了一定的工业水平，才能够为改造农业提供必要的条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就是为改造农业创造条件;也正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有了一定发展，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在和今后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我国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必须从统筹兼顾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就是对工资水平的安排，不能单纯从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而必须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发。只有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才能与我国相当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相适应。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正确地安排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逐步地缩小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减少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逐步调整工人阶级内部的工资关系，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老职工与新职工、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工种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化，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

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尽量使大家都有饭吃，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意思。但是，绝不能将“三个人饭，五个人吃”误解为可以不根据实际需要，盲目增添人员，随意扩大编制，把三个人的工作分给五个人做;也不能误解为可以不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不加区别地对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实行一样的工资待遇。如果这样做，不仅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积极性，反而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不利于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合理的低工资制应该是：适当地保证广大职工必要的物质生活需要，并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职工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我们既要反对脱离农民的城乡生活相差过大，又要反对不合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

我们在今后必须将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改革工资制度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整顿劳保福利和各项生活待遇，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统一安排，既要有长远的全面规划，又要有稳妥的实施步骤。同时，在目前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就应该经过领导动员群众辩论，将凡是能够由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自己解决和改进的问题，实行边整边改，逐步解决。

现在分别就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一、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

解放以来，由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国家救济工作的进行、和平的生活环境四种因素在起积极作用，我国人口的增长是很快的。根据人口普查和公安部历年的人口统计资料，台湾和国外华侨不算在内，1952年全国人口约为×××××多万人，到1957年净增××××多万人，达到×××××多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多万人(包括由农村转入城市的人口)，农村人口×××××多万人。城镇人口比例为××.×%，农村人口比例为××.×%。人口平均每年净增率约为2.2%。预计到第二个五年末，全国人口肯定地将超过七亿，到第三个五年末，很有可能接近八亿。这还需要在这个期间努力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指导等措施，将人口每年平均净增率控制在2.2%以内，而不是每年递增2.2%，才能办到。我国人多是好事，但是，由于我国的工农业落后，生活资料增长还比较慢，也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我国旧社会遗留的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妥善处理新增加的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任务。

初步估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城市新增的青年劳动力中包括大学、中等专业毕业生和一般到达年龄的青年在内，需要就业的将有×××多万人。而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比现在还要多。对于我国人口的这一发展趋势，必须有充分认识，才不致缺乏预见。

根据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各项指标估算，职工总数约需增加×××万人。在增加的职工总数中，大约有20%的人，需要从附近农村吸收，这样，约有×××万数字可以安排城市劳动人口就业。在×××多万需要就业的城市劳动人口中，大约还有×××多万人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安排，主要是面向农村山区，参加农林业生产。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为了今后能更好地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劳动就业，目前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首先应该精简机构人员，合理地安排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并且将精简出来的机关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尽量设法下放到农村生产中去，一部分人员可以转为生产工人;如果地方需要的话，一部分人员也可以调到下层机关中工作。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委统一领导、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已经初步拟订了精简的过渡方案，目前正在对下放人员进行动员和安排的试点工作。北京市所属政府、党群、国营工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国营农场、高等学校、市政、福利等部门，共有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员约××××××人，计划精简×××××人，约占全数30%。各企业、事业单位精简的人员大部分可以留在本系统内自行安排，充实基层生产单位，一部分安排不了的人员可以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行政、党群系统和高等学校抽调出来的人员，除下放到基层单位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中小学校工作以外，主要是参加郊区农林业生产。最近已下放参加农业生产的有××××人，到其他基层单位工作的有×××人。

住房不够的问题，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努力，才能逐步解决。必须制定严格的房屋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并且运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依靠群众力量来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第四，企业和机关福利费

目前企业和机关福利费都是按照工资总额的比例提成的。由于企业、机关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水平不同，常常有苦乐不均的现象，关于企业、机关提取福利费的办法，以及企业的其他福利待遇的调整(如食堂、托儿所、交通费补贴、困难补助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才能提出调整方案。关于解决福利问题，还应该在职工中提倡依靠集体力量，实行互助互济的办法。

为了便于地方政府统一调剂同一地区各类企业的职工福利待遇，举办地区性的集体福利事业，原则上应该变更中央各产业部门由企业奖励金中提成的办法，改由地方提成或者分成。至于具体的提成或者分成的比例，将由财政部会同各有关产业部门研究，并且提出方案。

×　×　×最后，还应该指出，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工作是极其复杂的。要做好这一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以便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目前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反对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不从整体利益出发的宗派主义，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我们既要反对违反按劳付酬原则的平均主义，又要反对在工资待遇上的高低过分悬殊的现象;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同时，要充分运用这次全民整风的时机，在机关、学校、企业、事业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职工群众正确在认识一切要从六亿人口出发、从发展生产出发、从巩固工农联盟出发、从改造知识分子出发的道理，以利于今后进一步解决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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