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放开等于药价暴涨？政府不能听之任之

2015年6月1日药价放开后，部分药品暴涨10倍，地高辛片从原来的1瓶6.7元暴涨到68元。在山西太原、山东枣庄等地，地高辛片都出现了价格暴涨的情况。价格由价值决定，药品价值上升，药品价格上调，是正常的。但是，一些药品竟然暴涨10倍，实在离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药品价格暴涨呢?厂家表示，涨价原因和原材料紧缺有关。您认为这就是药片暴涨的根本原因吗?下面，本安全网专注于公共安全常识的小编为您解析。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几个月前，我们还在讨论政府定价的低价药，因为利润微薄，药厂不愿意生产、医院药店不愿意卖而断供的现象，现在这一难题已经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由于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最高零售价，“松绑”后的低价药价格应声上涨，涨价少则几倍，多的达上百倍。

一般竞争充分的商品，价格一次上涨几倍、上百倍，那是任何一个经营者都不敢想的事情。不敢想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谁也不会突然用如此利欲熏心的方法自取灭亡——盲目涨价也是“跳楼价”呀。比如菜市场卖肉的摊贩，10多元钱一斤的猪肉，他怎么也不敢突然涨价到1000多元，否则他的肉只能臭掉扔掉了。

为什么药价就可以这样呢?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治病救人的时候，它是必需品，对于患者来说它具有普遍的保障性。正因此，医药市场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即使是政府取消低价药限价，也并不意味着低价药完全进入市场自由竞争，而是属于“垄断性竞争”。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竞争”自然会导致药品价格越竞争越涨的现象——既然患者离不开药品，如今政府限价又取消了，药商们何不变着法儿比一比谁赚得更多呢?由此看来，低价药限价一放就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从药品的保障性出发，政府对低价药实行限价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制定限价时，也一定测算过成本、利润的占比。药厂和药品经营企业断供低价药，只不过是一种示威，是一种要挟，是一种叫板，迫使主管部门收回低价药限价的成命，而且他们真的达到了目的。

即使以之前限价保本来算，低价药一下子涨价几倍、上百倍之后，它的利润将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明目张胆通过人们的基本健康保障所攫取的暴利，是不应该光明正大地存在的。

另外，国家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中1100多个剂型的最高零售价的同时，也要求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动不动就百倍上涨的低价药，难道不会突破上述标准?谁来监督执行?

既然药品市场尤其是低价药市场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商品，完全可以采用不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保证供应。例如，国家可以确定一定品种、剂型的低价药，测算成本、利润后，向全国药厂公开招标委托生产，集中供应，强制医疗机构优先使用，这样既可以保证低价药的低价供应，也让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钻政策空子的黑心药商即刻出局。

应该承认，由于售价低廉，药企微利甚至无利，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不少低价药从市场上消失，消费者再难买到以前常用的廉价好药。国家取消部分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通过放开部分低价药价格管制，目的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调动药企生产积极性，为患者提供更多廉价的常用药，初衷无疑是好的。因此，并不能因为出现目前的“暴涨”，就完全否定价格放开的改革举措。

这恰好说明，没有一成不变的问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而改革就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政府放开价格限制，不再对价格机制过度干预，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置身事外的甩手掌柜。如果涨幅超过合理范围，是否存在垄断内幕?企业与医院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合谋?对低价药的生产，是否还需要其他政策?显然，在价格放开之后，政府应该更加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责，这是让药价回归理性的正途，也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

随着医改政策的不断发力，“生不起病”的人似乎看见了重拾健康的希望。医改进行到第六年，公立医院改革正在逐渐逼近核心。国家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老百姓的病患之忧也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现状却是，一些医院仍在与医改政策玩“躲猫猫”，把沉重的医药费用变相强加在大众身上。这种做法严重拖慢了医改的进展，惠民政策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国家出台政策，决定从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无独有偶，湖北将在10月30日全面取消15%药品加成，拧干医药流通中的“水分”。当然，各地都在相继推出一系列的医改政策。医改之举一推再推，看病的人仍有不少发出口诛笔伐之词，这也表明“看病难看病贵”的“顽疾”并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新政策尽管破除了以药补医、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同样没能让病患放下心理负担从容就医。

任何一次革命，都是需要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政策改革同样如此。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上的条条框框，终究无法落到实处，起到实效。

改革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作用，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核心在于，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责任，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政令不只是说说，需要不折不扣地做实做严。

当初推行药价改革，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会出现药价暴涨，加剧“看病贵”。想不到一语成谶，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谁也想不到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把板子全打在改革身上，更不要怀疑否定当初的改革。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改革的信号。提到过去的医药市场，人们第一印象就是行政干预过多，以至于跟已经市场化的药品科研、生产、流通、使用等发生矛盾，出现了许多扭曲的现象。比如说一些廉价药“有价无货”，说起来价格不高，但根本就买不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适用于所有市场，自然也包括医药市场。这一背景下，药价放开，应运而生。

没有一成不变的问题，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改革。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现在出现的药价暴涨问题再一次说明了，“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但必须认识到，目前的问题是进程中的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更不能去“大胆的假设”，认为当初不改革就不存在现在的问题了。想想过去“一限就死”，有些廉价药“换装重生”，这些问题难道逊色吗?

有必要分析，现在医药市场，到底是出现了普遍的暴涨，还是个别的暴涨?就目前来看，恐怕还不能说是普遍上涨，媒体在报道用词上也是谨慎选择了“部分”。还有必要分析，造成药价暴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过去长期价格倒挂，现在“恢复性反弹”，还是因为医企合谋，共同推动了“报复性涨价”，以至于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涨幅范围?如果是因为前者，只能选择接受，因为在商言商，很难指望一款药品长期倒挂，这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道德情操。而且价格扭曲，容易带来市场变形。

更有必要追问，如果存在不正常涨价，有没有制度救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和纠偏?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表示，药价只要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涨幅范围则属于合理，“如果药厂涨价太猛，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投诉渠道申诉、解决。”这就体现了制度救济。这是已有的。从未来看，能不能建立跨医院、跨地区的储备制度，实现廉价药、特效药的集中储存?能不能对一些廉价药和特效药实行一定的照顾，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补助和支持，增加药厂生产的积极性?而这一切，显然属于深化改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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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