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办高校涨学费不可随随便便

2014年，国内十余省份相继调整了公办高校的学费，一度引发舆论热议。时隔两年，广东、江西等地高校或迎来一轮“补涨”。同样的，舆论焦点还是此前的舆论焦点，尽管学费上涨省份的有关部门和高校，做了不少解释，甚至有学生和家长都表示“如果宿舍条件和教学环境同步提高，还是可以接受的”，但舆论热度并没有减弱的趋势。

大学学费是否可以上涨，答案是肯定的。在此轮学费待涨的省份中，海南省的学费标准已执行了14年，广东省的学费标准更是执行了16年。十多年间，物价指数不断增长，大学的公用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支出等不断加大，尤其是多媒体教学等现代教学设施已成为各大学的标配，教学和科研设施的升级换代，早已非十多年前可比。这种情势下，要求大学学费标准“一贯制”，显然是不合理的。

舆论关乎于此的争议，之所以“逢涨必议”，关键在于学费标准上调的相关数据信息公开透明不够。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依法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也就是说，生均培养成本是大学学费调整的重要依据。然而，见诸报端的，只有内蒙古有关部门透露公办本科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目前每年约1.8万元，这就不免让人怀疑学费上涨的随意性。

大学学费上涨，最起码需要公开三本明细账。其一是生均培养成本。这里所谓明细账，不是生均培养成本的最终数字，而是培养成本的数据都由哪些方面细致构成。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高校把所有办学经费平摊在学生身上核算，这个做法并不合理，应该明确哪些支出可以进入成本，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核算。只有生均培养成本成了明白账，大学学费上涨才有理有据。

其二，地方财政的投入成本。按照相关法规，学费占年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同时《高等教育法》规定，各级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保证国家举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而若不公开地方财政投入力度和增长速度，就不免落下学费上涨为财政欠账买单的嫌疑。

其三，学费支出使用情况。依据相关法规，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高校学费。唯此，学费上涨才具有正当性。

为期5年的高校学费 “限涨令”2013年到期后，各地高校涨价几乎已无可避免。被长期压制的高校学费，有合理性的上涨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涨与不涨是一回事，如何涨和涨多少又是另一回事。公办高校为全民所共有，如同景区收费一样，如何没有一个取向性的问题，加上有着严格的程序性把关，那么涨价过程可能会变调，而涨价的结果也会让人大失所望。

在教育负担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过高的收费会让读书的意愿下降。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可以产业化，但绝对不能商业化。公办学校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如同公办医院一样，如何坚守“姓公的本色”，同样是高校涨学费议题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原因所在。若不能秉持“穷人教育学”的思维，坚持高等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原则，那么高校涨学费则会被利益所侵蚀，被市场所左右。

合理而科学的涨价，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合理分配各方的负担，比如政府投入、自我筹集和向学生收取，应各占多少比例。还比如在涨价的程序上，如何更好实现公平正义的原则，就必须倾听各方的意见，并切实履行好听证等程序；还比如在涨价的标准上，能否制定一个科学化的递增比例，而不是一限就死，然后一放就乱，没有一个参照物价上涨、居民收入等各种因素的涨价机制。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高校学费上涨之时，体现出“穷人教育学”的信仰与理念，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课题。

高校招生之中，有相当比例的是贫困学生，还需要靠助学贷款才能上学。还有许多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学费作为刚性支出已影响到其家庭的正常支付能力。他们的利益诉求和现实情况，必须作为学费上涨之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当然更重要的是，教育部等部门2015年联合印发的《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再次强调“高校学费标准应严格按照不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核定”。在很多高校收费已逼近和达到这一临界值之时，涨学费已没有多大的弹性空间。如此情况下，若没有“穷人教育学”下的教育情怀，既无以感动各社会机构获得更多的捐款，也无以激发自我做好开源节流的努力，弥补办学亏空或者成本不足，就只能在涨价一条道上走到底。

哈佛大学是累计接受社会捐赠最多的大学。截至2015年，哈佛大学接受捐赠总额大约为364亿美元，我国高校累计的社会捐赠还不如一个哈佛大学多，一些国内的机构宁愿把钱捐给国外的知名大学，也不向国内的高校捐赠，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总的来说，还在于国内高校过多的注重了经济利益，既无透明的财务机制，又无令人信服的人才培养成果，更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与高校内涵，涨学费则注定让人纠结不堪。

责任编辑:胡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