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钱仁风平冤改判不应该是正义的终点

现年31岁的女子钱仁风，在监狱中度过了13年青春。2015年12月21日下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纠正该院于13年前对巧家县幼儿园投毒案作出的有罪判决，撤销了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钱仁风作出的无期徒刑裁定，改判钱仁风无罪。钱仁风被当庭释放，重获自由。一起13年前的案子，为何如今云南省高院要改判无罪?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且听本安全网专注于公共安全常识的小编为您解析。

受到社会关注的钱仁风幼儿园投毒案12月21日在云南省高院宣判。已经坐牢13年、入狱时还是17岁少女的钱仁风，在21日省高院宣判其无罪被释放时，已经30岁。

17岁幼儿园保姆被指投毒判无期徒刑

2002年2月22日，云南省巧家县一个叫朱梅的老板所开设的私人幼儿园“星蕊宝宝园”发生重大投毒案件，1名2岁男童因“摄入毒鼠强”身亡，另有两名儿童经抢救脱险。

根据巧家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检验报告显示，他们在“星蕊宝宝园”厨房内存放的大米、酱油、猪肉、米线、面条、维他型豆奶粉、食盐、味精、辣椒面等食物中均检出“毒鼠强”成分。当时警方认定幼儿园17岁的保姆钱仁风因与幼儿园园长不和而投毒。

投毒案发后7个月，昭通市中级法院不公开审理此案。在判决书上，法院认定，2002年2月22日吃过午饭后，钱仁风在“星蕊宝宝园”厨房的部分食品内投放毒鼠强，并拿给园内的幼儿食用，导致侯磊中毒身亡，并造成其他两名幼儿住院治疗。因钱仁风未满18周岁，依法从轻处罚，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无期徒刑。

据钱仁风侄子钱伦荣称：“在判决书下达时，钱仁风一直都在喊冤，而我们包括周围的邻居都不相信钱仁风投毒。”

代理律师多次申请再审

2010年云南行动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柱成为钱仁风代理律师，经过多次与钱仁风沟通，并赴巧家与其家属接触后，2010年9月7日，钱仁风和父亲委托杨柱对当年的投毒案进行调查取证和申请再审。“经过我的实地调查，我发现此案疑点重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钱仁风就是投毒者。”杨柱称。

2011年，杨柱代钱仁风向云南省高院提交了再审申请书。同年12月16日，省高院认为，原审所认定的证据经过原审法庭的质证、认证，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驳回钱仁风的再审申请书。

此后，杨柱和钱仁风的亲属分别向多个政府部门递交申诉材料，但均石沉大海。转机出现在2013年7月29日，云南省检察院调取了钱仁风投毒案的全部卷宗，正式立案复查。

2015年5月4日云南省检察院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云南省高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同日，云南省高院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2015年9月29日，在时隔13年后，云南省高院开庭再审钱仁风投毒案。杨柱表示，庭审结束时主审法官表示，由于该案属于重大复杂案件，将提交审委会讨论后择日宣判。

时隔13年钱仁风被无罪释放

21日下午3时，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再审案进行宣判，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钱仁风无罪。

法院认为，本案是否系毒鼠强中毒，毒物来源、投毒时间，投毒方式的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与合理怀疑，宣判认定钱仁风投放危险物质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判定钱仁风无罪。

21日，钱仁风的哥哥从山西赶到昆明，和几个堂兄妹一起将钱仁风接回老家——昭通巧家县崇溪乡南团村钱梁社。“这么多年的不停奔走、不懈坚持终于有了结果，这对于咱们整个家族以及钱仁风本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终于还了我们一个公道。”钱仁风的侄子钱伦荣说。

辩护律师杨柱表示，钱仁风虽然已被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是本案的终点。“我还会继续帮助钱仁风争取国家赔偿，一个花季少女在狱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13年，她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补偿，更重要的还有精神辅导，让她能够尽快融入社会，回归正常的生活。”杨柱说。

“此外，对造成了这起冤案的相关司法人员，应该如何追责?”杨柱说，此案中有个别警察涉嫌诬告陷害、作伪证和徇私枉法罪，相关部门有必要及时介入，追究他们的相应责任。

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或者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钱仁风可以获得国家赔偿。”

那么，该由谁来赔偿他们呢?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因此，钱仁风案中，当年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应该是赔偿义务机关。

无论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金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之所以确定赔偿义务机关，是为了方便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避免有责任的机关相互推诿扯皮。因为，冤假错案一旦发生，拘留、逮捕、审判等环节相关部门都有过错。

那么，国家赔偿的标准是什么呢?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对赔偿标准作了明确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而不是以受害人受害前的实际收入作为计算依据。如果造成了身体伤害，还应当获得医疗费、护理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也是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

2012年，国家赔偿法修改时，增加了“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规定，这被看作是一大进步。精神损害抚慰金怎么赔，目前尚缺乏标准，但是可以参考民事案件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情况。相关专家建议通过司法判例，确定此项标准，以避免媒体关注多的案件就赔偿多，媒体关注少的案件就赔偿少的不公平做法。

钱仁凤身陷囹圄时年方十七，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交给了监狱，但值得庆幸的是，法律最终还给了她一个公道。有人经常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我觉得这话也不完全对。对于呼格吉勒图而言，迟到的正义确实意思不大，因为他已经无法沐浴正义的光芒。但对于钱仁凤来说，正义无论到得多晚，也丝毫不减其成色。甚至，正义因为来得艰难而迟缓，更显其珍贵。云南高院虽然在第一次再审时维持了原判，此次却能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体现出了有错必纠的勇气。如果它也有朋友圈，我真想手动点个赞。

但这个案子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竟然是云南省检察院。钱仁凤从受审到入狱，一直都在喊冤，她的家人也始终奔波在各种政法机关之间。2013年7月，转机终于出现了，云南省检察院调取了投毒案的全部卷宗。复查了将近两年之后，省检察院向省高院提出了再审建议。也就是说，检察院在这个案子的平反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实在让人深感意外。

此前在我的印象里，检察院就算不是冤案平反的阻力，至少也不会是推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公诉机关啊，冤案的铸成它也有份。如果联想到，当时连四中全会都还没开，最高检关于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还没下发，云南省检察院就有这种担当的勇气，实在是难能可贵。如果有哪家媒体打算跟进此案，我建议不要总是盯着当事人，而应该深入采访云南省检察院。我实在很想知道，他们当初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又是谁拍板决定过问此案。哪怕随便提几个问题，也能做出一篇大好文章。

当然，有亮点就有污点。从现有材料看，当年此案侦办过程不仅不规范，甚至有刑讯逼供、伪造证据和口供的嫌疑。中国之声记者在采访中曾经了解到，当时此案还有一个“首要嫌疑人”，但由于牵扯到当地政法官员，竟被轻易放过。所以，这究竟是一个由主客观因素撮合而成的错案，还是一个蓄意制造的冤案，恐怕还需要深入调查。

“少女投毒案”平反的最大意义，不仅在于钱仁凤获得了自由和公道，还在于提供了另一种错案纠正的可能性，那就是检察院机关积极履行检察职能，为喊冤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如果能把这种光芒乍现的个案，变成一种熠熠生辉的机制，司法机关就能赢得更多的尊重，法律也能赢得更普遍的敬畏。

13年的牢狱生活，将当初的懵懂少女的最美年华关在了冰冷的铁窗高墙背后。而网络媒体上，钱仁风父母那张风烛残年、弓背驼腰的合影，更让无数人心酸。冤案如此之沉重，又有几个家庭能够承担?

昨天，随着再审判决的作出，这起冤案得以平反，但改判不是正义的终点。最高法院统计表明，几乎每起冤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在钱仁风被审讯过程中，就有疲劳审讯和刑讯逼供之嫌，“我不承认，他们就让我跪在地上，跪了七八个小时。他们还脱下黑皮鞋打我的脸，皮鞋的跟有点高”。采取刑讯逼供手段、酿成冤案的执法者们，无疑应到受到严肃追责。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本案中的若干谜团。比如，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物证鉴定文书中，证实对钱仁风的第一、三、五次讯问笔录，以及钱仁风对菜刀和针筒的辨认笔录上签名，均为侦查人员代笔。这些执法者与钱仁风素无瓜葛，为什么会甘冒风险作假证?为什么对幼儿园园长朱梅的两名怀恨者这样重大的线索无动于衷?是否真如钱仁风辩护律师所推测的那样，是在有意包庇“真凶”?

诚然，追查此案的真凶有难度。因为事发多年，如今很多证据都已湮没，重新获取殊为不易。当然，也不排除有执法者为掩盖过失，拒绝配合甚至设置障碍，增加侦查破案的阻力。事实上，从近年来念斌、张氏叔侄等冤假错案的纠正过程看，除了真凶事先“现身”，罕有案件能在平反后追凶成功。

但是，这种窘况并不意味着，追缉真凶可以放松脚步。特别是在钱仁风案件中，当事人和律师的疑惑，足以成为有关部门的破案线索。倘若对其视而不见，既是对真凶的放纵，也是对责任人员的包庇，更是对受害人精神上的炙烤。

基于人性关怀的考量，更应在严肃追责、彻查真凶的同时，尽快启动国家赔偿程序，给钱仁风以充沛的权利救济，抚平留在她心中的伤痕。因为，正义已经迟到，就不能再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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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赓